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旅游管理条例

颁布单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日期:２００１１２２２

实施日期:２００１１２２２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９７号

江西省旅游管理条例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７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２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西省旅游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旅游管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设施建设、旅游经营和旅游活动，实施旅游管理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旅游业应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拓宽投资渠道，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的投入，改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业发展。
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旅游教育事业的发展，有计划、多渠道地培训旅游从业人员，提高其素质和旅游服务质量。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旅游管理部门）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工作进行行业管理，并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公安、交通、卫生、文化、价格、质量技术监督、林业、建设、环保和宗教等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同级旅游管理部门，共同做好旅游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七条　旅游行业协会应当依法开展活动，充分发挥服务、沟通和监督作用，完善行业自律制度，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为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第二章　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
第八条　开发旅游资源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科学管理、有效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开发和经营旅游项目不得破坏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应当坚持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鼓励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景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商品、纪念品。
第九条　旅游管理部门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普查评价工作，编制旅游业发展规划。旅游业发展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等专业规划相协调。
　　旅游业发展规划，经上一级旅游管理部门审查，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编制该规划的旅游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条　旅游管理部门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发布本行政区域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设施建设和旅游经营状况信息，引导国（境）内外多种经济成份投资旅游业。
第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旅游景区景点、旅游饭店和旅游索道，应当符合旅游业发展规划，按有关建设程序报批。有关部门在审批上述建设项目时，应当事先书面征求旅游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在旅游资源丰富、客源基础较好、交通便捷、适于集中建设配套设施的区域，可以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国家和省级旅游度假区。
　　建立国家旅游度假区，由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建立省级旅游度假区，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三章　旅游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四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旅游经营者全面、真实地介绍有关服务的内容、标准、费用等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服务方式，自主选择旅游项目和商品，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三）要求旅游经营者全面履行合同，保证服务的内容和质量；
　　（四）人身、财产安全和卫生条件得到保障；
　　（五）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依法得到尊重；
　　（六）旅游合同中约定的其他权利。
　　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要求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停止违约、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也可以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旅游经营者所在地或者损害行为发生地的旅游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投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维护国家安全；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爱护名胜古迹、文物和旅游设施；遵守旅游秩序，遵守安全和卫生管理规定，履行旅游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旅游经营和管理
第十六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依法取得经营资格，并遵守诚实信用、公平竞争、规范服务的原则。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不履行或者不全面履行与旅游者的合同或者约定；
　　（二）对服务范围、内容、标准等作虚假的、引人误解的宣传；
　　（三）提供的服务质价不符；
　　（四）危害旅游者人身和财产安全；
　　（五）其他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严格执行旅游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
第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出售旅游商品或者提供接待服务，应当实行明码标价，做到质价相符。
　　旅游经营者不得引诱、纠缠和胁迫旅游者购买旅游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第二十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建立治安、安全责任制，强化安全防范措施，配备必要的旅游安全设施、设备，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
　　旅游景区（点）应当根据接待需要，设置地域界限标志、服务设施和游览导向标志等。对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区域或者项目，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设立明显的提示或者警示标志。
　　旅游者遇到危险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时，旅游经营者应当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并向当地政府或者有关管理部门报告。
　　旅游景区（点）、饭店、餐馆、商店的经营者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和卫生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卫生安全。
第二十一条　在旅游景区（点）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应当按照旅游景区（点）的管理机构的规定进行，严禁圈地占点，妨碍旅游者观光、摄影。
第二十二条　旅游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根据景观质量与生态环境、旅游服务要素、游客满意程度等评价对旅游景区（点）质量等级进行评定，并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三条　旅游景区（点）的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门票价格和门票管理的各项规定。
　　旅游景区（点）内经批准设有单独旅游点或者旅游项目的，应当分别设置单一门票。出售套票、联票，其价格应当低于各个相关景点门票价格的总和，并坚持旅游者自愿选择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旅游者购买。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在审定旅游景区（点）门票价格时，应当征求旅游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旅游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经营者的监督检查，督促其改善服务条件，提高服务质量；旅游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提供服务。
第二十五条　旅游饭店实行星级评定制度，星级评定由省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星级饭店应当按照所定星级标准提供服务。未评定星级的饭店不得使用有关星级称谓进行宣传招徠及其他活动。
第二十六条　旅行社实行经营业务许可证制度。经营旅行社，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经旅游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后，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
　　旅行社必须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或者变相经营旅行社业务。
　　旅行社应当按《旅行社管理条例》规定向旅游管理部门交纳旅行社质量保证金。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挪作他用。
　　兴办旅行社之外的其他旅游企业，在征得旅游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
第二十七条　旅行社与旅游者应当依法订立合同，明确约定行程安排、服务项目、价格标准、违约责任等事项，并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旅行社不得擅自更改行程安排，改变、取消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
第二十八条　旅游从业人员应当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国家规定必须具有岗位或者职业资格证的，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方能持证上岗。
第二十九条　旅游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市场的检查监督，建立健全旅游投诉制度，及时受理和办理旅游投诉案件。
　　旅游管理部门接到旅游者的投诉，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在３０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答复投诉者；情况特别复杂，３０日内不能答复的或者未处理完毕的，应当向投诉者说明办理情况；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７日内通知投诉者，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工商、公安、交通、价格、质量技术监督、文化、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旅游管理部门，做好投诉案件的处理工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５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而从事旅游经营的，由旅游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公告，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三条　旅游经营者因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旅游者投诉的，由旅游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
第三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因经营不当造成游客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旅游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旅游业是指凭借旅游资源和设施从事招徠、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综合性服务的行业；
　　（二）旅游资源是指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发展旅游业所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
　　（三）旅游设施是指为旅游活动提供服务的配套设施，包括食宿、交通、游乐设施、商业网点，以及其他必要的景区（点）服务设施；
　　（四）旅游经营者主要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０年２月１日起施行。
作者：李浩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内容提要: “对证据进行规定”是任何诉讼规则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权利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可证明性。 　 —尧厄尼希 　 达马斯卡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与私法领域相比，程序法的意义和效果更加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直接依赖于所在国家司法制度运行的制度背景。”[1]本文拟结合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宏观背景和民事证据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对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证据制度的修订进行探究。


一、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沿革

　 诉讼至法院的民事案件大多源于事实方面的争议，而在案件事实发生争执时，法院需要通过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以此向当事人同时也向社会表明事实认定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2]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可以说，能否建立科学、完善的证据制度，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能否实现，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能否通过诉讼获得保护，也关系到诉讼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有效率。

　 1982年3月，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称《试行法》），初步确立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1991年4月，我国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订，重新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在此次修订中，涉及证据制度的有两处：一处是针对《试行法》第56条有关证据收集的修订。第56条虽然强调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同时也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而修订后的条文虽然也保留了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但明确了收集证据主要是当事人的责任，法院的责任主要是审查、核实证据。另一处则是增加了质证的程序环节，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 [3]应当说，此次修订的内容虽然并不多，但都很重要，可以说是针对关键问题的修订。 [4]

　 2007年10月，立法机关曾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一次修订，但此次修订是局部修订，涉及的内容仅为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证据制度未被纳入修订的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立法机关自1991年后未对民事证据制度作出修订，但这一实践性极强的制度伴随着司法实践在不断地发展，这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逐步发展的。这方面的司法解释集中地反映在1992年7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民诉法意见》）、1998年7月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 [5]以及2001年12月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中。

　 2010年，我国又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这次修订被定位为全面修订，所以证据制度也被纳入了修订的范围。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称《修改决定》）。从《修改决定》对证据制度的修订来看，其内容涉及证据的种类、证据的适时提出、证据收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以及证据保全等方面。经过此次修订，证据这一章的条文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从12个条文增加到19个条文。

　 二、再修订的内容及其评析

　 （一）关于证据的种类

　 《试行法》在证据这一章中第1条就是对证据种类的规定，规定的证据共有七种，分别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从新《民事诉讼法》第63条的规定看，本次修订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类别上增加了“电子数据”，使证据的种类增加到八种；二是把“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三是调整了证据的排列顺序，把原来排在第五位的“当事人陈述”提升到首位。在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八种证据的排序是：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从立法例看，多数国家未在法律中对证据的种类作出规定，德国、法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证据包括哪几种，只有少数国家在法典中规定证据的种类，如原苏联和如今俄罗斯的民事诉讼法。1964年的《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49条一方面在第1款中规定了证据的定义，另一方面在第2款中对证据的种类作出规定，即“这些材料用以下手段予以认定：当事人和第三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言、书证、物证和鉴定人的意见。” [6]可见，在法典中规定证据种类，很可能是1982年制定《试行法》时借鉴了原苏联的做法。规定证据种类的优点是能够使人们对证据的类别有比较清晰和直观的认识，但由于证据的分类标准有些很难精细地确定，所以在划分类别时会引起一些争议，如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究竟是书证还是电子数据，就很难说得清楚。另外，一旦出现新的、原有的类别无法归入的证据，就需要通过修订法律，增设证据的种类，如此次修订新增加的“电子数据”。

　 在法律中是否有必要规定证据种类，是值得研究的，从多数国家并未作出规定，并且不作规定也并不妨碍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中运用证据来看，不作规定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尽管作出规定的实际意义也许并不大，但由于我国一开始就选择了作出规定的立法例，三十年来人们也已经习惯了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对不同证据命名，所以在修订法律时采用“路径依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仍然在立法中规定证据的种类，就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证据的种类作出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生活更为便捷，但也对传统的证据种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书证是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传统意义上的书证是以纸质作为媒介的，一般是指写在纸上的记载、反映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字。但今天，这种纸质的书证已明显减少了。过去我们与远方亲人联系主要是通过信件、电报，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写信这种费时费力的方式，电子邮件、手机短信逐渐取代了信件，成为人们首选的联络、沟通方式。电子数据已经大范围地进入我们的生活：电子订单、电子发票、电子付款、电子病历、电子会议通知、电子笔录、电子签名、电子邮件、电子文稿等越来越多地被组织和个人采用，一个“无纸化”的时代正在临近。在这一情势下，增设“电子数据”这一新的证据种类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把“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是对这类证据的准确表述。鉴定人在对所提交的鉴定物进行鉴定后，确实需要出具一份具有结论性质的鉴定报告，即便是由于检材本身的原因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鉴定人也需要在报告中写明无法形成确切判断的结论性意见。就此而言，把这类证据命名为“鉴定结论”似乎也并无问题。然而，如果把它们称为“鉴定结论”，就混淆了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实际效力，模糊了鉴定人与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责。诚然，鉴定人运用其专业性知识通过鉴定形成的意见对法官判断争议事实会有很大的影响，审判实务中法官根据鉴定意见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无论如何，鉴定人的意见不是最终的结论，不能束缚法官。毕竟，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需要经过质证这一法定程序，需要经过法官的审查判断。

　 对证据排序的调整，主要的争议是把“当事人陈述”从原先的第五位调到了首位。修订前的法律把“书证”放在首位，由于书证是民事诉讼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将其放在首位是没有任何异议的。相比之下，当事人的陈述在多数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证明的对象，本身的真实性有待证据证明，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能够例外作为证据来使用。 [7]所以学界对种排序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有学者认为“当事人陈述”不仅不应当排在首位，而且应当排在最末一位。 [8]

　 当然，在做出“书证”应当排在首位而“当事人陈述”应当排在末位这一判断时，判断的标准应当是每一类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程度。但实际上，我们要根据每一类证据的相对重要性来排序是相当困难的，比如说“证人证言”在修订前排在第四位，修订后排在第六位，都排在“鉴定结论”或“鉴定意见”之前，但很难说“证人证言”比“鉴定结论”更重要，甚至也没有统计资料表明“证人证言”比“鉴定结论”更多地出现在诉讼中。就“物证”和“勘验笔录”而言，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在诉讼中真正用到“物证”的情形并不多，对成为争议对象的物证，往往需要鉴定或者勘验，因此证据会以“鉴定结论”或“勘验笔录”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物证”原先排在第二位，现在排在第三位，而“勘验笔录”无论是修订前还是修订后都是排在最后一位。因此对新法中的排序，只要我们不是从相对重要性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单纯地把它看作是先后顺序的排列，也就能够逐渐接受和认同。

　 （二）关于证据的适时提出

　 此次修订在第64条“提供证据和收集证据”的规定后，增加了第65条：要求当事人“及时”提供证据，未能及时提供证据的，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9]

　 相对于我国原有的民事证据制度而言，第65条的规定无疑是极具创新性的，此规定的实施，会造成我国证据资料提交的实质性变化。修订前的法律对证据的提出采用的是“随时提出”，按照原来的规定，当事人不仅可以在第一审程序的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新的证据，而且可以在第二审程序中，甚至在再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并且无论当事人未能在合理期间内提交证据的原因何在，只要证据本身对查明争议事实具有重要意义，法院都会接受该证据，允许该证据进入诉讼程序。

　 这样不设任何时间限制的证据提交制度虽然有利于发现真实，但也留下了迟延举证、拖延诉讼的隐患。在合理的时间内实施诉讼行为，使正义能够及时实现是任何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当事人和法官这两类最重要的诉讼主体能够及时地实施诉讼行为。换言之，诉讼的及时化有赖于当事人与法院的合作。而要使当事人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诉讼行为，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对当事人进行规制，对他们实施特定诉讼行为的时间作出具体要求，并对逾期实施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大量的诉讼源于事实方面的争议，提供证据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实施的主要行为之一，因而当事人能否及时地提供证据，对诉讼能否及时进行关系重大。

　 最高人民法院在十多年前对此作出尝试，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就规定了举证期限制度。按照《证据规定》中的设计，当事人因过错而逾期举证的，法院可以在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质证，或者在对方既未提出异议又未表示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证据失权措施，把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视为当事人主动放弃举证，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在审理时也不再组织质证。 [10]尽管对于逾期提交证据，《证据规定》也规定了承担合理的诉讼费用、赔偿对方当事人损失的制裁措施，但相对于证据失权这一制裁措施，这一手段显然是第二位的，即对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且存在过错的情形，法院首先考虑的仍是证据失权。

　 证据失权意味着逾期提交的证据虽然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对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但仍无法进入诉讼程序，无从发挥证明作用。而重要的证据一旦失权，事实认定的结果就会发生逆转，诉讼的胜负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证据失权对强调发现真实的我国诉讼制度带来的巨大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证据失权造成的负面效果，举证期限制度非但未能取得促进诉讼的预期效果，而且许多地方的法院也到了弃之不用的地步。 [11]

　 尽管以证据失权为主要制裁措施的举证期限制度在实践中效果不佳，但民诉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设置举证期限制度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在此次修订民事诉讼法之时，江伟、杨荣馨、张卫平三位教授领衔起草了三部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专家建议稿（以下称《江稿》、《杨稿》和《张稿》）。 [12]对于举证期限和证据失权，三部专家建议稿都作出了规定。《江稿》在第203条规定了“提出主张和证据的期限”，在第205条中规定了“逾期提出主张和证据”，该条文的内容是：原、被告应当分别在起诉时和答辩时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据。当事人逾期提出的主张与证据，不得在以后的程序中提出。 [13]《杨稿》在第250、251条中分别规定了举证期限和逾期举证的后果。逾期举证的后果是：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进行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14]《张稿》在第274、275、276条中分别规定了“举证期限的确定”、“诉讼请求变更或反诉的举证期限”、“逾期举证的后果”。所设定的后果是：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证据的，人民法院不再组织质证。 [15]从这三部专家建议稿看，虽然在除外情形的规定上存在差异，但都将证据失权作为应对举证迟延的主要措施。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同志提供的信息，民法室在起草《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称《草案》）时，逐条查阅和研究了这三部专家建议稿。由此可以推知，学术界主张规定举证期限和证据失权的观点对立法机关产生了影响。

　 不过，从实务界看，也并非都赞成规定证据失权。律师界是同民事诉讼法密切相关的群体，对规定逾期举证的制裁性措施就持强烈的反对态度。针对《草案》第一次审议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于2011年11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律师修改建议稿》（以下称《律师建议稿》），《律师建议稿》建议删除有关迟延举证不利法律后果的内容，其理由是：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主义，当事人不举证或不及时举证自然承担败诉后果，无须司法制裁，否则有悖民事诉讼原理和司法公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