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资料网-法律资料免费资源平台

足球与商业联姻后的甜蜜人生??世界杯“幕后花絮”引发的法律思考

梅明华


德国2006足球世界杯赛程已快过半，小组赛上各路精英粉墨登场，为全世界观众献上了四年一次的视觉大餐，让人回味无穷。

世界杯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足球球星、球迷，同时，也要归功于体育赞助商的：没有体育赞助商的“慷慨”解囊，很难想象世界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但我要说的是，世界杯更少不了律师等法律工作中的功劳，是世界杯背后“默默无闻”的律师，将现代足球与商业规则紧密相连，铸造现代足球发展的源源血脉，创造足球世界杯的空前盛况。如果没有律师的辛勤工作及精细严谨的法律文件，恐怕我们就难以见识如此这般精彩纷呈的世界杯比赛。

我们不妨先看下面一则“趣闻”！德国电视一台前几日播放了“幕后花絮”：6月16日荷兰队与科特迪瓦的比赛开始前，国际足联勒令数百名荷兰球迷在进入斯图加特世界杯球场前脱掉裤子。报道说，国际足联之所以强迫球迷脱掉裤子，是因为这些球迷的橘红色长裤上印有一种荷兰啤酒的商标，但荷兰的这家啤酒公司却并非本次世界杯的官方啤酒指定赞助商。国际足联怀疑这家公司企图利用这些球迷在世界杯球场内变相做广告，因此对球迷采取了这一极端的措施。

虽然是“幕后花絮”，但我们从中可以深刻体会到，国际足联对保护其赞助商商业利益方面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也正是在国际足联与其赞助商之间的这种互动中，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律师在联通足球与商业中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6年德国世界杯赞助商大致可以分为“国际赞助商”和“国内赞助商”两种。国际足联与15家企业签署了“国际赞助商”特许协议，这些“国际赞助商”包括“Yahoo!”、百威啤酒、麦当劳、飞利浦等全球知名企业，利用“国际赞助商”特许权，它们有权通过世界杯来独家宣传和销售本企业的产品。此外，国际足联还另外确定了六家“国内赞助商”。不管是“国内赞助商”还是“国际赞助商”，都必须向国际足联支付相当高昂的赞助费用。

据估计，赞助商的赞助费已大大超过世界杯门票收入，已成为国际足联的主要收入来源。国际足联与其赞助商因此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它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获得更高的赞助费，国际足联及世界杯主办国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护其赞助商的特许权或其他排他性安排。但是，如何界定赞助商特许权或排他性安排的边界，如何平衡赞助商与非赞助商的竞争关系及市场利益，这是国际足联和各赞助商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也是国际足联与各赞助商讨价还价的持续争论的焦点。无疑，国际足联和各赞助商的律师在其间扮演着至关重要要的角色。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通过聘请律师与国际足联的艰辛的谈判，国际足联的各官方赞助商在世界杯期间享有的排他性安排已发挥至极致。据英国媒体介绍，作为国际足联官方赞助商之一的可口可乐公司就与国际足联约定，在德国12个主办城市的球迷狂欢聚集区，对于所有非酒精类饮料，除了当地自来水管里的自来水外，只能出现可口可乐的饮料，可口可乐公司甚至连别人卖牛奶也不放过，后来在各方压力之下才勉强同意可以在上述区域销售纯牛奶。能够赢得如此苛刻的排他性安排，可口可乐公司的律师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专业律师把可口可乐公司的潜在竞争对手在世界杯期间可能采取的各种营销方式或渠道了解得一清二楚，并通过严谨的协议安排顺利实现了可口可乐公司世界杯体育营销的整体战略部署。

此外，为了消除世界杯期间可能存在的“埋伏式营销”（Ambush Marketing）方式，各赞助商一方面通过与国际足联签署内容详尽的特许权及排他性安排，以此挤压埋伏营销者的生存空间，以维护赞助商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切实履行国际足协与有关官方赞助商有关协议中的有关约定，国际足联也与德国有关政府执法部门协调，借助当地执法力量确保赞助商的特许权利。前述荷兰球迷被迫脱裤子的世界杯花絮就是明证。除此之外，百事可乐曾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向上千球迷发送印有“Pepsi”标志的T恤，结果也被德国执法部门制止。

当然，国际足联与其赞助商之间如此苛刻的排他性安排也遭致舆论的一些非议，但是这种商业与足球，商业与体育的之间双赢的合作模式，已经成为国际体育赛事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典范，国际足联并不会因为这些非议而改变态度。在前述荷兰球迷被迫脱裤子事件发生后，国际足联新闻干事西格勒向媒体表示：“国际足联合一般不会对观众的穿着说三道四，但如果有的商家企图利用观众‘钻空子’，那国际足联绝不会手软。”

国际足联对其赞助商特许权及排他性安排的严密保护，也说明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商业利益唇齿相依的辩证关系。试想一下，如果不能有效及时地保护赞助商的利益，哪有如此众多的国际知名厂商挤进绿茵场，为国际足联带来巨额的赞助费？足球与商业联姻后的蜜月人生，羡煞人也！

依法保护体育赛事中各有关当事方的利益，也是体育赛事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和法律保障。有报导称，在伦敦取得 2012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之次日，英国政府即宣布将制定严厉的法律，禁止任何与奥运会相关的非官方埋伏式营销，禁止对奥林匹克字标及奥运五环标志进行任何非官方的使用和贩卖，力求使英国的奥林匹克规则与国际奥委会的要求相一致。伦敦筹备奥运，法制先行，值得钦佩。

作为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东道国，我国近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如何有力保障奥运会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开辟东道国与各赞助商之间的多赢合作模式，我们有必要多向德国世界杯学习，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立法、司法和执法部门以及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注：“埋伏式营销”（Ambush Marketing）：在体育赛事中，埋伏式营销一般是指非赞助者在未付费赞助体育事件的情况下，通过各种营销活动与体育活动建立联系，从而给消费者造成一种虚假印象，误以为它也是赛事的赞助者，或在某种程度上与赛事有联系，以达到宣传和推广品牌及产品的目的。这种营销方式严重损害了体育赞助商的利益，倍受市场道德的质疑和谴责。）


国家侵权更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自本人从事法律职业以来，对国家侵权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一直便有些大惑不解。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面临修改之际，关于国家应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自然是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公众和广大法律学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本人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也难免会碰到当事人请求国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些许问题，故此连缀属文，可谓有感而发。另外，本人更是希望通过拙作能够就教于大家并一道探究一下国家侵权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下面本文就相关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释述：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是什么？
对自然人而言，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其造成侵权损害后果，我们都可将损害后果分为直接物质利益的损失（物质财产的毁损灭失或失去获取物质利益的机会）、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丧失或被不当剥夺正常情况下应该享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自由）、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损失（本人或亲属遭受名誉贬损、社会评价降低和精神极度痛苦、忍受心灵上的折磨）等三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对被侵权对象造成的精神类疾病应属于人身健康方面的损害，而不是纯粹精神方面的损害；当然，失去生命、健康、财产、人身自由或人格、名誉受损与精神上遭受痛苦或忍受折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精神上的痛苦毕竟是一种加重的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且完全可以独立开来进行分析的一种损害后果。所以，针对此三种类型的损害后果所应采取的赔偿或救济措施也应当是三种表现形式，即对直接物质利益损失的赔偿（金钱方式赔偿）、对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的赔偿（生命无法恢复，只能对其亲属进行精神抚慰；健康可一定程度上进行再恢复，以康复治疗费的形式出现，无法恢复的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已失去的人身自由不可再恢复，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对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矫正或抚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精神抚慰，以给付一定数量金钱或物质利益的形式予以安抚已遭受的心灵痛苦或创伤）。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明白：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就是通过给付一定数量金钱的形式对被侵权对象所实际遭受到且已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或心灵创伤的抚慰。

二、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从我们古老文明历史所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看，似乎国家（古时又称“天下”）从产生之初就带有相当的社会公益性质，要不人们怎么会对古代的“三皇五帝”时刻怀念且赞不绝口呢？“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更是留下了先人们永远的丰碑。史书上曾赞称（非原文）：大禹为治水，常年辛苦在外，衣服已破烂不堪，小腿上都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可是后来的子孙们却未能效仿先人们的贤德和公益之心，完全将天下看作是私人的产业且贪婪地将其据为己有，为了得到它，还不惜弄到肝脑涂地、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如今，人们终于明白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用现代时髦的话说就是“国家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共同缔结的社会契约”等。且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或认可这种理论，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现在的国家多为民主的国家，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而非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用一种道德语言来表述：国家的存在应该是一种最高的“善行”，国家惩治“恶行”是为了更好的彰显其“善性”。所以，从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上讲，国家侵害其公民权益而不承担责任是违反其“善性”的，国家应当对其侵权行为负起道义上的责任（同时也是法律上的责任），否则，国家存在便失去了其作为“善行”而存在的道义基础。

三、国家提供的服务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服务？
既然国家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那么这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的存在和运行就不可能是免费的，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政治企业，那么它所消耗的成本包括国家机关设立和正常运转所需的费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和各项福利费用、国家直接投入到公益性事业的费用等，以上所有成本支出最终都是以税费的形式“取之于民”的（就连公民向法院提起解决个人纠纷的诉讼都是需要个人再交纳一份“诉讼费用”的），是以财政分配的形式花费出去的。既然已投入了税费成本，那么在国家花费了上述税费成本后，它的产出或效益又是什么呢？很明显，它的产出或效益就是国家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社会公共服务，这种有效服务体现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健全的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充分尊重等，而不可能也不应当是社会风气不正、法治环境不良、市场竞争秩序混乱、个人自由或权利得不到应有尊重的服务。另外，国家提供的服务是通过其“代理人”（即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来提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为社会提供的服务还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或强制性，因为社会公众或单位是不可以任意选择替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关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国家提供服务的性质定性为一种强制性的有偿服务。既然是一种有偿的服务，那么它的公民就有权利期待得到相应的、有一定质量水准的服务，而且当这种服务存在瑕疵或导致公民权利受损时，公民还有要求改善服务质量并有要求给予赔偿的权利。

四、国家与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相比孰为弱势？
国家整体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权力组织，为了发挥和实现其职能，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各级或各类别的职能机关、可以拥有军队和警察、可以制定法律或政策、可以进行国际间的交往、可以向社会征税、还可以为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对公民个人的生命、人身自由和财产进行剥夺或限制、对各类特殊社会事件进行紧急处理等。国家所拥有的上述权力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所无法享有的，是最高的、也是最强有力的。虽然在民事或经济上，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私权利主体与普通公民或社会单位进行等价有偿的平等交易，但是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显然是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如果国家对侵害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的权利（包括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后果）不给予赔偿的话，那么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国家是强者，也是最终裁判者，是否给予赔偿，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自觉。但是如果国家已经通过立法行为要求比自己弱势的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对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的话，那么对它自己的侵权行为至少也应当承担同样的责任。因为古语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假如国家要求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必须承担的责任而自己竟然不承担的话显然是于理于情欠通的。因为对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者而言，不管对其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是来自于国家，还是来自于一般社会公民或单位，其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都是一样的。

五、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毋庸质疑，对精神损害的量化确实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精确化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对其做到精确量化就否认它的客观存在从而拒绝对它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现实世界的许多事情是必须要求在模糊状态下来进行处理的，就连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都存在“测不准原理”，何况是在人类的思想或精神领域呢？不过，不能精确量化的东西至少可以做到“大概化”或“区间化”才有实施或操作的可能。对精神损害赔偿而言，我们也必须将其进行“大概化”或“区间化”的处理才可确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问题。原则上讲，国家对公民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标准”是国家已经侵害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也就是说，只有国家侵权造成同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相当或更严重的侵权后果时，国家才可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凡是对低于此“基础标准”的侵权损害后果，则国家不承担精神损害后果的赔偿责任，比如对国家只侵害公民的财产性权益的行为。尽管对某些人而言，失去了财产比要他命还重要，会让其在精神上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是“身与货孰轻”，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还是人身自由或生命权远高于财产性权益。在具体实施或执行过程中，国家还可以根据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身体健康、人格名誉等所实际遭受侵害的程度，对精神损害赔偿确定不同等级的大致标准，并且还应当大大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实际数额。

六、有没有更好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方式？
也许人们会担心，若国家对其侵权行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太重、国家赔不起的后果。有没有一种比较理想且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本人曾在《关于建立国家损害赔偿保险基金制度的初步设想》一文中提到将社会保险和基金管理制度引入到国家损害赔偿制度中去的设想。本人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让每位代行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平均每人每月拿出五元钱去投保公共职业险（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职业侵权风险系数核定）、让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或执法部门平均每家每年交纳一万元的的执法公正保险金（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执法侵权风险系数核定），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用于国家赔偿的资金按目前的国家赔偿总额计算即便是再增加二十倍也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让国家公职人员去投保公共职业险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担当国家公职的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代理人，它们的工作性质是代表国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去行使公权力。国家侵权实际上国家公职人员的侵权。每个担当公职的人员是要从国家（国家的钱即是纳税人的钱，也是公民的钱）领取工资报酬的（包括获取各种荣誉、地位和自豪感等），也就是说，其提供的服务也是一种有偿服务，而且其担当国家公职是一种自愿行为，从契约角度讲，其必须提供与其获取工资报酬相应的正确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优质服务，至少不应是低劣的侵权服务。从社会职业角度讲，从事国家公职与其他社会职业（比如医生、律师等）没有什么区别，让其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可能产生的侵权损害后果去投保公共职业险没有什么不应该的理由。

我们无须再多言些什么，因为我们对国家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已经表述的比较清楚了。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精神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与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比，国家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更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比较好的赔偿实施办法也是有的，关键是看代行国家意志的人有没有决心去推行而已。


2006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