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执法部门与实施WTO规则

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副会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安

　　主持人提示：

　　历史往往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过程，而把瞬间变成了永恒。世人将会永远记住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这一天！接受并在中国国内实施WTO协定，将使中国在法律上成为实行贸易自由规则的国家。这一变化，不但将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而且要求国家执法职能通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证中国的入世承诺得以正确实现。国家执法部门如何履行中国承诺的WTO义务？本刊特别约请WTO专家于安教授进行撰文。作者根据WTO协定和中国的承诺，阐述了我国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并提出实施WTO规则的重点是执法部门采取的普遍性措施，中心是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基本认识

　　WTO法律规则是体现贸易自由化要求的多边规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以继续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实现发展目标，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出发点。履行WTO相关规则的法律义务，不仅需要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上按照贸易自由化规则的要求更新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而且需要发挥国家执法部门的职能，为贸易自由化规则在中国国内的实施提供秩序保障和法律公正。

　　１．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整体性

　　我国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具有国家行政执法、司法职能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整体性质。我国加入WTO以后执法工作所要适应的，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执法部门受到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认识和处理我国执法工作与WTO规则的关系，不应当拘泥或者局限于个别的或者具体工作的改进和适应，眼界要放宽放远。我们要像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实现执法工作适应建设市场经济转变那样，来对待今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任务。

　　１９９３年我国修改宪法确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地提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问题，建设市场经济的眼光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国界和经验的限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承诺接受WTO规则，解决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设市场经济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重要问题，是实施宪法第１５条规定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WTO规则是自由贸易制度的法律表现，中国承诺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规则，表明中国接受了WTO所实行的自由贸易制度。这些自由贸易规则，实质上是多边化的市场经济规则。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有一个巨大和显著的变化，执法部门的任务就是适应这一变化。

　　２．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长期性

　　执法部门实施和适应WTO规则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具有长期性。这是因为：

　　第一，主观上，许多成员国将实施WTO规则过程当做拖延贸易保护主义争取本国竞争机会和竞争优势的过程。只要不构成对国际条约的强制性违反，成员国对WTO相关规则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本国是否有利作为标准。WTO总部的工作，大约７０％是处理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这些摩擦或者争端，是由各个成员国国内立法性措施与WTO相关规定的冲突引起的。

　　第二，客观上，WTO规则本身的框架性和原则性使得各个成员国的国内实施性立法不可能一次性到位。１９９５年才开始运作的WTO到现在只有几年的时间，还来不及对全部规则作出解释。各个成员国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国内的实施立法，等到发生贸易争端诉诸WTO并且由后者作出裁决以后再考虑改正。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为国内相关产业的调整赢得了时间。

　　第三，WTO所追求和实行的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贸易自由化目标需要在不断克服成员国政府设立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歧视中实现，在此过程中就不得不容忍一些经过全体协商一致允许保留的贸易壁垒。如何使各个成员政府正确使用所允许的贸易壁垒，以不断推进WTO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法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执法部门实施和适应WTO也应当是长期的，分阶段的，有轻重缓急的过程。过于急躁、意图一次性完成的意识，不但无助于实现这一过程，而且可能有害。

　　经过几十年来的立法努力，我国执法部门的工作目前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外国在华投资和进行货物与服务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这些法律的制定，主要还是以双边贸易和有限的贸易规模为背景，没有或者极少考虑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将使外国产品在中国国内交易销售和提供服务的规模加大，经济活动中的涉外因素比例也将扩大，必将提出相关权利保护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一系列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有的是过去已有的而且我国已经积累了处理经验的，现在面临的只是量的增大问题；有的则是在新开放领域遇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按照WTO的规则进行处理。

　　执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

　　从WTO的宗旨和规则本身看，WTO规则的义务主体是成员国中能够运用国家或者政府职能管理贸易和贸易相关事项的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甚至某些非政府机构（例如制定和发布技术标准的非政府机构）。就执法部门来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都会包括在内。

　　法院和检察院

　　按照诉讼程序分类，民事、刑事和行政都涉及WTO规则的实施问题。根据WTO协定的规定，刑事和民事诉讼主要是执行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外的其他职能与WTO只是间接的关系，不会出现对WTO规则的直接违反。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国执行WTO规则任务的整体上来看是相对简单的领域。因为：WTO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在WTO规则中是最有具体性统一性的部分，我国国内的相关立法已经或者正在与它的规则一致起来，甚至可以说一致性的程度已经比较高；知识产权问题属于“与贸易有关的事项”，虽然有时也会成为矛盾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不是WTO制度的主体部分。行政诉讼执行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能，在法院、检察院实施WTO规则的任务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在下面进行专门的讨论。

　　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除了刑事侦察职能涉及执行WTO知识产权保护职能以外，它的行政管理职能，包括治安、消防和出入境管理等都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对WTO规则的实施，有可能出现对WTO规则的违反。例如对外商或者中外合资合作单位经营的治安和消防管理，特别是对饭店、商店、运输、金融的经营活动，对易燃易爆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的管理。手续繁琐、收费不当等现象都可能构成对正常贸易经营活动的所谓“贸易壁垒”，从而可能构成对WTO规则的违反。

　　司法行政部门

　　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法律上可以分为四类：律师、公证、法学教育等普通管理事项、执行刑罚的狱政管理，教育性行政强制措施的劳动教养和人民调解等其他管理职能。其中律师是直接相关事项，属于我国承诺对外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主要的法律问题是在给予外国竞争者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

杨靖/裴悦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一、问题的提出——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引起的争议

［案例］A公司系国内软件行业知名企业，系刘某及其他4名股东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刘某持有该公司31.92%的股份。2008年6月，A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经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名称和住所的议案》，决议公司不再从事现有的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业务，经营范围变更为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的行为的投资，同时变更公司名称及住所地；《公司章程修正案议案》，决议修改章程内容包括修改公司中英文名称、公司住所地、公司的经营宗旨、经营范围等内容；并决议授权新一届董事会全权处理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相关的所有及任何事宜。此外，对上述决议投赞成票的其他股东又分别成立了B公司和C公司，经营与A公司产品相关联的业务。对上述决议，刘某均投反对票。刘某认为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设立宗旨；上述决议是在小股东已经对决议投赞成票的其他股东提起相关损害公司利益诉讼的情况下，其他股东为逃避责任利用控股地位、滥用股东权利所作出的，故诉请判令确认上述决议无效。

该案在裁判时，就有关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适用存在分歧意见，恰好也体现了审判实务界存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观点一：章程中有关各方权利、义务架构的规定应经股东一致同意

此种观点从公司契约理论出发，认为公司设立时股东就相互之间的权利架构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不仅是公司开展各项活动的依据，也在公司各主体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股东追求投资回报的利益一致性就是各方的合作基础，故合同的变更也应取决于双方新的合意。由此，对公司设立时订立的章程中就各方权利、义务架构的规定，除非经订立时的股东一致同意，否则不发生效力。[2]

但是，何为“有关各方权利、义务架构的规定”？在上述案例的裁判过程中，一种处理意见认为公司章程中所确定的品牌、字号及设立宗旨、主营业务，体现了公司的经营方向及获利模式，涉及到公司重大利益及股东出资目的的实现，章程中对上述事项的约定，是各发起人股东决定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的合作基础，亦即“有关各方权利、义务的架构”。

结合到该案，虽然上述决议均是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以所持股东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但依据公司法第20条有关“公司股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权益”的规定，对上述决议投赞成票的部分股东未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上述决议中关于同意公司变更名称、经营范围及设立宗旨的内容，实质上损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理由具体包括：1.A公司的字号、品牌在同行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商业价值，其品牌、业界地位、产品效能已被广大用户所认可，上述决议对公司设立宗旨的变更及获利主营业务的放弃无疑会损害公司的经营利益；2.因与A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及公司重大权益让渡的受益方B、C两公司的投资者系A公司除刘某以外的其他股东，其向股东会提出上述变更事项的议案，并作为股东会上所持多数决通过了变更公司设立宗旨及放弃公司主营业务决议内容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公平原则，是对与A公司，亦是对与B、C公司无关的刘某的不公平，损害了异议股东的利益；3.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股东利益一致性以及股东之间诚信合作的公司经营原则，由此，通过资本多数决原则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对上述事项的变更和放弃，排斥了对此持有异议的少数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严重影响到公司的经营获利，不具法律效力。

观点二：股东会有权以资本多数决原则修改章程

这种观点同样从公司契约理论出发，但却得出了相反结论。此种观点认为，股东在设立公司签署章程时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接受，表明股东已经自愿接受了在未来的公司经营过程中因资本多数决给自己带来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即使未来在某一具体事项的决议中股东由此遭受了不利，但仍然在其概括的意思范围内，最终没有违反意思自治原则。[3]即股东在股东会决议过程中不论是赞成或反对，一旦决议经多数决原则作出，全体股东即应受此约束。

上述案例在裁判中的另一种处理意见就类似于上述观点，它认为在A公司创设初期，全体股东对公司的设立宗旨、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投资方向及投资计划等内容达成了一致，亦对未来公司内部治理过程中应遵循资本多数决原则达成了一致，最终体现在了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公司章程中。上述股东会决议中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设立宗旨内容本身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定，不属于决议内容本身违法违规的法定无效的情形；且该决议的作出是持有公司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的自由意思表示，是A公司股东在产生矛盾时依据股东资本多数决原则对公司经营方向的一种商业性判断和选择，符合公司法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基本原则——资本多数决原则，法院应当充分尊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尊重公司章程在公司内部运作中作为自治规则的作用，故上述经合法程序产生的股东大会决议一经做出，就应得以落实。

审理上述案件的一、二审法院分别依据上述两种观点对案件进行了裁判。此时，审判实践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若多数股东恣意发挥资本多数决原则的作用，却遭到少数股东反对时，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的边界在哪里？如何确定司法介入以救济资本多数决原则对少数股东利益损害的临界点和判断标准？

二、问题的展开——公司资本多数决原则规制的必要性

资本多数决原则作为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常态，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在公司法中的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一方面，多数股东通过股东会、董事会贯彻自己对公司经营的意志，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符合经济学成本投入与产出理论，亦符合民法中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另一方面，资本多数决原则对于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亦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公司成长、发展。但如同任何事物均兼具两面性一样，资本多数决原则在实践中引起的争议正是因其自身弊端所致。

（一）资本多数决原则自身的弊端

资本多数决原则以“一股一权”为基础，以维护股东平等为宗旨，因而股东会实行以持有多数表决权股份股东的意志作出决议的原则才具有科学性。[4]然而，若想通过此种程序来实现股东之间的实质公平却是不可能的。正如加拿大学者布莱恩·R·柴芬斯指出的：“根据资本多数决原则，尽管每张股票都提供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可能是公司组织原则的重要假设，立法者通过使用促进平等待遇的规范可以获得理想的政策结果，但是股份之间的平等其本身不应该是目的，股东之间的实质平等才是最终目的。”[5]可见，资本多数决原则若不受任何限制，将有可能造成股东之间实质不平等的结果，这就需要依靠法律矫正资本多数决原则可能出现的不当结果。

（二）资本多数决原则存在被滥用的危险

公司资本多数决原则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股东间（尤其是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间）利益同质、股东与公司间利益同质。[6]正如德国1884年《股份公司法》的理由书所阐述的那样，“原则上，股东在参加股东大会投票时会增进公司利益。因为公司利益与股东利益是一致的。这样，由控股股东决定的事情一般能最恰当地增进公司利益”，[7]即少数股东在加入公司时之所以接受资本多数决原则，是建立在多数股东的利益与公司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的，也是建立在多数股东作出决议是为了公司利益的基础上的。[8]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正如本文所举案例，现实中两者之间经常处于冲突之中，一旦多数股东将不合法、不合理、侵害少数股东利益甚至公司利益的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少数股东依其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将变得毫无意义，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基础将不复存在，由此需要对资本多数决原则作出矫正，以促使多数股东出于善意并符合公司长远利益地行使表决权，使其能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

（三）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产生的纠纷逐渐成为公司诉讼的主要类型

笔者对审判实践中的公司诉讼进行调研后，发现因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矛盾产生的纠纷，已成为公司诉讼案件的主要类型，即纠纷更多地发生在公司内部各主体之间，各主体之间矛盾的起因、诉讼的目的，更多地指向争议双方对公司控制经营权及公司利益的争夺。而且，这些纠纷多发于享有较好商誉、经济效益，且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中。股东因长期存在矛盾，导致股东之间合作不能，往往引发多个甚至一系列诸如股东知情权纠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或撤销股东会决议纠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公司财产返还诉讼，请求解散公司诉讼等。由此，对多数决原则的适用规制已成为人民法院化解纠纷、平息社会矛盾所必要。

三、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规制的实证分析

如上所述，资本多数决原则固有的弊端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类纠纷，需要审判实践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适用进行必要规制。在坚持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前提下，此种规制体现为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矫正和补充，即寻求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维护与少数股东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点。为实现这一目的，应明确以下问题：第一，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的范围问题；第二，在资本多数决原则适用的范围内，适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限度并确定资本多数决原则被滥用的判断标准。

（一）通过对股东权性质的区分与归类，以划分资本多数决原则无权处分的范围

1.股东权中的固有权

这类权利指的是股东权固有的，[9]不可因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的合意，更不可基于资本多数决原则加以改变的权利——公司治理中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的权利和涉他性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