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的理念与技艺
——“善”“正义”“法律”“人”之关系初探

(杨蕾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610041)
摘要：本文通过对“善”、“正义”、“法律”、“人”四者结合进行讨论，以东西法文化比较为研究方法，揭示出在论证一个案件时必须坚持将其合法性、合理性、目的性、事实客观性、法律的目的为人、人性、案件的背景、民意、民情、民心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理念，培养立体的“善良与公正的技艺”。
一、从柏拉图的“善”引起的
“善”究竟是什么？在柏拉图的叙述中，“善”是“一”和“多”、是“相”、是“目的”、是“和谐”、是“理念”……在柏拉图的眼中“善”是永恒的，它存在于恶与正义之中，存在于人与物之中，存在于一切道德与美……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世界中，各种理念形成一个阶梯，善的理念处于阶梯的顶端，它是最高的理念，也是一切别的理念的根源。理念世界是和谐有序的，它是把一切存在结合起来的原因，是宇宙中一切秩序的 “正本”，现实世界只有与理念世界和谐一致，才能实现最大的正义。但是他接着又提到了有些人追求“善”是不正义。
于是，似乎在柏拉图书中，“善”有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它似乎使人似乎茫然于其中，当柏拉图告诉我们“善”与正义有时也有冲突时，我们更是显得不知所措了：正义难道不是善吗？为什么要说有冲突呢？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逻辑上出现了问题：“是”就一定意味着没有“冲突”吗？正义不能又是“善”，又和“善”冲突吗？它们是否也存在着辨证统一？即使真的在逻辑上不能自恰，我们必须要诉诸于逻辑吗？我们的逻辑又是否存在着绝对的真理性？我们的概念最终来源于逻辑还是生活、经验？这种“冲突”我们又是如何理解的？善究竟是什么？正义又是什么？
这里，笔者试图粗略的将中西方善的具体内容先做一比较。西方善的理念，它是知识、真理和一切实在的根源。而中方的“善”一般指的是“善德”的意思。孟子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不为善，非才之罪 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 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于是“善德”就应该包括“义”“礼”“智”“仁”，或许从这点姑且可以认为中国的“善”更侧重于道德品质，相比而下，所以在西方“美德即知识”的“善”论之下，自然会出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情况：“有那么一种善，我们乐意要它，只是要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后果。比方象欢乐和无害的娱乐，它们并没有什么后果，不过快乐而已”。于是，在对中西方关于“善”的差异的认识上，柏拉图的“善”并非仅仅是中国那种“人伦之善”，所以会出现“善”与“正义”的冲突是可以理解的。但仅仅上述的论述，我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与善的冲突还是不够的。因为关于正义，柏拉图所说的“正义”与我们认为的“正义”是否一样呢？我们在论证案件的时候该选择那种“善”与“正义”呢？
二、正义视野下的“善”
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再从正义来认识“善”。柏拉图在《理想国》与《法律篇》中的正义论从个人的、具体的正义入手，上升到国家正义，然后进入到理念的正义境界。他首先探讨的了日常生活中具体正义的现象和观念，在《理想国》第1-4卷里，他专门分析了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具体正义及其弊端：正义是欠债还债，正义恰如其分的报答，正义是善待友人恶给敌人，正义是善待友人恶对敌人，强权就是正义，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柏拉图所要阐明的是不应该将正义限制在狭隘的背景之中，一是个别的正义行为有适用的时空限制，超出一定范围，进入不同情况，或者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不正义；二是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假象，使人们将不正义误认为正义，例如前面提到的“强权就是正义”、“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但论及这点，研究又不得不回到我们对于“善”与“正义”冲突的理解中，理解柏拉图为什么说“有些人为了达到善而不择手段，是非正义的”：强权或许有些是为了追求到“秩序”和“公正”等的“善”，但它却又是不正义的；“利益”、快乐也是一种善，但它却也是不正义的。所以研究必须理解柏拉图的意图：明辩个别、特殊、经验性的正义的缺陷，把握一般的、普遍意义的正义的理念，寻找超越限制的正义观念。在柏拉图的心中，他认为“正义就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服从法律才是正义”、“正义是整体和谐”，他将国家的正义与个人正义结合起来，告诉我们，正义涉及的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也就是社会秩序。由此可以推断，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利、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个人的权利如何有利的得到维护。如果能，那么这个体制或制度就是正义的(just)，即具有“正当性”(justified)，否则便不正义。而中国古人——主要是古代儒者——措意较多的概念是“正”和“义”。 正”、“义”是中国儒家“成德之教”（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或“为己之学”（为着人的本己心灵安顿的学问）所孜孜以求的价值，重在于修身，它并不属意于既得伦理或政治结构的改变，这与西方是不同的。故此，我们在论证一个案件的正义时，我们应该关注其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正义，同时应避免以内在人格境界为旨归的道德一元论，也避免一味执着于“权利”公正的“正义”价值一元论。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向度与外向度非可相互替代，亦非可以因果相推。“权利”与“境界”是错落的，这错落为人的伸展于文化（包括法律）创设中的价值抉择留下了足够大的余地和张力。
三、人性之“善”与人性之“正义”
基于上述对于“善”与“正义”的浅薄的认识，有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如何实现正义？”对这个问题最常见的、也是最持久的回答应该是“法律”。所以，笔者接下来就要简要的将它和正义的关系进行讨论。因为以法律（和法定权利）来说明正义当然不是唯一的正义解说，它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但它却有利于理解正义。首先，以法量度众人，人人平等（具体的法律是否公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具有惩罚正义；其次，以法一以贯之，人们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预测结果，因此也就有了安全感；再者，恒常以法行之，法制秩序得以稳定并始终一贯。因此，虽然具体法律的正义性会受到质疑，但法与正义的基本关系并不受影响。所以，当我们在考虑一件案子的时候还是应该将其首先回归到法律之中，而此法律本身帮助正义的实现，它使正义具有了确定性、可预测性，对非正义具有惩罚性、威慑性，所以我们不能离开法律，离开法律意味着离开正义！但当所有人都把“绳之以法”作为正义的伸张的时候，法律成为了管制的手段，人们似乎忘记的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是惩罚？是管制？这种认识在中国封建王权统治下，确实是个痼结。但当我们在论证案件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合法性的同时，分析案件具体正义事实（案件事实与合理性方面）的同时，必须明确法律的目的——人！
接下来要谈人性这个话题，因为它与上述三个问题都是非常有关联的，这在中外法律文化中都有所涉及。但基于篇幅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无法在此进行深入的讨论的，因为其背后所蕴藏着非常深厚、博大文化渊源。但笔者在此要必须强调的是。在论证案件的时候，它必须要得到重视。接着，笔者以柏拉图的“无人会有意做恶”这句话，试图“管中窥豹”，希望“可见人一斑”。
这句话，可以尝试着做如下几点的理解：一，在中西方讨论人性问题上分为“性善”与“性恶”之说，但在柏拉图时期其实并没有开始真正的讨论人性“善”“恶”，他看到的人是人的灵魂，肉身并不是恶，她有自身的完善性，但比灵魂完善性低级，灵魂需要知识与智慧，恶是源于无知，所以灵魂不会“有意的寻求无知”；二，在关于人的讨论中，还有区分一个“应该”人与“实然”人的问题，“应当是”与“实然是”的认识正是我们理解“善”、“正义”、“法律”等存在的目的，人“善”“正义”不是指每个人，人是不同的，人的“善”、道德也是不同层次的，这些提醒我们不能说人不是“天赋正义”或者“天赋是恶”，我们只是能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在这个自由中就包括有自由权利、自由意志等，我们说人的“善”、“正义”是指“理性”、“情感”、“欲望”中，理性控制指导着其他，但人生而自由，人生而上述三个也是自由排列的，于是当其中的“激情”或者“欲望”自由排列到领导地位，那么，人可能就会去“作恶”，但并非“有意”；人与野蛮人、动物是有所区别的，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于是就有了“法律”，人与动物的区别于是就产生了“应然”，但实然的人还是不可避免具有动物性或者返祖性，于是就有了犯罪的产生，但人除了认识“他者”，还要“认识自己”，这使的人是“符号性的动物”，这是区别与动物的，也只人无意做恶的根源所在；三，人具有社会性，其存在要依赖于群体，具有合群性、分工性、等级性等特点，所以人的自然性必须要和其社会性等特点和谐统一，人才能“存在”，故此，人不会“有意做恶”，人要考虑自身，还要考虑整个社会、社会制度等等，这有时候包括着民情、民意、民心；四，社会、社会制度同时也以人为本，达到与人的和谐，否则“人将不人”，人也会“做恶”，但非也“有意”。

总之，在粗略的讨论了“善”、“正义”、“法律”、“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将其落实在一个案件之中，对一个案件的论述需要考虑的要很多，包括上述提到的合法性、合理性、目的性、事实客观性、法律的目的为人、人性、案件的背景、民意、民情、民心等等方面，因为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的从某一方面去认识，他们都是立体的，是“多”和“一”的结合，是“权利”与“境界”的统一，是“善良与公正的技艺”。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8月第1版。
2、柏拉图：《法律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3、冯象：《正义的蒙眼布 政法笔记Ⅱ》，载《读书》200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4、赵敦华：《中西传统人性论的公度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6月。
5、高清海：《论人的“本性”——解脱“抽象人性论”走向“具体人性观”》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5月。

如何加强反洗钱执法力度

钱贵


一、成立专门的反洗钱机构

　　针对洗钱犯罪的隐藏性、复杂性和手段的高度专业化,单靠传统的侦查方式和手段已经完全不能胜任当今社会反洗钱工作的需要,需要反洗钱部门建立打击洗钱犯罪的专业机构。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设有反洗钱专门机构,如:美国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英国的金融特遣队、澳大利亚的交易报告与分析中心。国际上先进的反洗钱经验表明,设立反洗钱的专门机构有利于跟踪洗钱动态,制定有针对性的打击对策,培养打击洗钱犯罪的专业人员。为防范和打击洗钱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设立了反洗钱局和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为与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措施相适应,公安机关应当在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反洗钱机构,并派员和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联合办公,及时发现和掌握洗钱的犯罪信息,并进行跟踪和侦查,从而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

二、加强反洗钱的侦查协作

　　第一、加强反洗钱查部门之间以及反洗钱侦查部门与洗钱犯罪上游犯罪侦查部门之间的协作；

　　洗钱罪在刑法中被归入妨害金融管理秩序一节中,在管辖上应归属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但是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可以成为洗钱罪的犯罪主体,而我国目前的金融企业主要是国有的商业银行和其他国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中绝大部分按〈刑法〉第93条的规定按国家工作人员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协助洗钱的行为,应纳入检察机关的管辖范围。对于洗钱犯罪的立案侦查需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和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一般情况下,对于洗钱犯罪应当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先予以受理,发现涉及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应移送检察机关侦查,或双方各自分工侦查,一并起诉。由于洗钱犯罪法定的四种上游犯罪分别由公安机关刑侦部门、辑毒部门、海关辑私犯罪侦查部门管辖,要是今后把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和贪污贿赂案件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则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和检察机关也是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的侦查机关。各侦查机关应形成合力,努力避免各单位从自身局部利益出发,各自为战,甚至放任不属自已管辖的洗钱犯罪行为。为了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在侦查中,公安机关、海关、检察机关要加强协作,制定反洗钱方案,各单位在侦查中一旦发现有洗钱重大嫌疑的,立即与反洗钱部门联系,切实防止因案件的不同管辖分工而放纵了洗钱犯罪分子。

第二、加大反洗钱侦查部门和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协作；

　　针对洗钱活动多利用金融机构进行的特点,反洗钱侦查部门应加强与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即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协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第4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指导、部属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积极制定金融部门反洗钱措施,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加大对所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信息的控制。同时,应积极与反洗钱侦查机关保持密切联系,与反洗钱侦查机关之间建立反洗钱犯罪的信息总网,建立洗钱犯罪信息交流制度,用先进的电脑网络技术来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与此同时,反洗钱侦查部门要改变被动受理金融监管部门移送案件的观念，积极主动地向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反洗钱动态,并与金融监管机构的反洗钱部门联合办公。只有与金融监管部门密切协作,反洗钱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才能取得实效。

第三、加强跨区域洗钱犯罪的侦查协作；

　　由于洗钱犯罪分子经常将违法资金不断转移来妨碍侦查,而这些资金的频繁转移往往是跨区域进行,为查清该违法资金的去向,必须得到各地侦查部门的配合。同时,洗钱行为和上游犯罪经常不在同一个区域,为了查明洗钱分子所清洗的资金为法定的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必须到上游犯罪所在地查明上游犯罪的性质,这就要求两地的侦查部门加强合作,互相配合。随着国际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资金往来越来越频繁,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等在国际金融系统中的运用,使资金的运转更为迅速,电子资金划拨也使得巨额的非法资金在全世界的快速清洗成为可能。在电子资金划拨的情况下,洗钱者可以更方便地在一国境内实现犯罪资金在不同国家清洗的跨国洗钱活动。而一般来说,一国对放置在他国银行的资金是鞭长莫及的,即使一国对产生犯罪收益的该项犯罪或从事该项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有管辖权,一国对境外的外国银行也难有管辖权,如果没有他国的合作,一国不仅难以追踪在他国转移的犯罪收益的线索,而且也难以对这些资金进行扣押和没收。因此,我国应积极地吸收国外先进的反洗钱立法经验,完善反洗钱刑事及行政法规的立法工作,使之便于实际操作。为了更好的与其它国家开展反洗钱协作,必须积极与其它国家缔结多边或双边反洗钱国际条约,尽快加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亚太反洗钱小组“等国际反洗钱组织,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使我国在打击跨国洗钱犯罪活动中,能够与其他国家在识别、没收犯罪收益,引渡洗钱犯罪分子以及证据收集等方面互相协作,这样才能有效打击跨国洗钱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