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易活动的活跃，民事、行政行为种类非常丰富、繁杂、多样，相应的法律行为变得更为的复杂并呈现多样化，矛盾纠纷的发生越来越多。如何来解决这些矛盾纠纷，化解利益冲突，除了通过法律途径之外，更多的是通过矛盾双方的协商和第三人的介入调解来解决。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第三方调解行为进行法律规范，从调解委员会到具体调解行为都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从而有效的从法律上对调解行为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本文就是对诉前调解制度及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如何保障争议双方当事人采取法律途径即诉讼或者仲裁来解决矛盾纠纷的法律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以期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快速、公平、公正解决争议纠纷，减少诉讼成本及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主题词：
　　　诉前调解、诉讼权利的保护
正文：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交往领域的拓展和深入，社会关系进入复杂多变错综复杂的关系族群，社会矛盾也随之多样化，复杂化、交错化和数量的急剧增加化。如何快速、有效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息纷止争成为社会、国家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通过法律途径，即诉讼或者仲裁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无疑是相对公平、公正的一条途径，也是合法权益保障的最后一道权利救济途径。但是，相对来说通过司法诉讼，程序复杂、时间较长、诉讼成本比较高，面对目前相对较快的经济交易和生活节奏，司法诉讼有着一定的滞后性和事后权利救济性，因此，探索一条新的有效快速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途径已成为社会生活必然需求，诉前调解制度便由此而应运而生。
　　　所谓的诉前调解，即在争议双方当事人通过司法诉讼或者仲裁之前通过第三方的参与，向矛盾争议双方了解情况并进行说服、疏导和协调，最终达成协议，快速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制度。
　　　我国目前设立的诉前调解制度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所规定的调解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调解仲裁的法律制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进行调解仲裁的法律制度。相对于诉讼，调解更注重的是对争议双方矛盾的化解，没有繁琐的法律程序，没有严格的事实认定，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尽量遵从道德规范的要求，切实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快速有效解决纠纷，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但是诉前调解制度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普通民众心里还缺乏一个调解的概念，甚至是法律的概念，同时，在许多法律人的观念中往往也忽视了诉前调解的重要性。作为律师，我本人参与的诉前调节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里说的调解是指在有调解组织参与的情况下），通常本着化解矛盾，以息纷止争为出发点，我们在诉前做了许多的调解工作，即在律师的参与下和矛盾双方进行协商，通过开导与利益权衡往往能达到很好的调解效果，使得许多矛盾纠纷在诉讼之前就能够很好的化解。但是，律师不是合法的调解机构或者调解人，律师参与调解通常都是接受了矛盾双方一方委托而进行的，不能不说从形式上缺乏公正立场。那么本应当由调解组织参与的调解行为为什么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申请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家调解组织机构迫切需要找到的出口，也是司法行政机关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作为法律人，我们最终服务的对象是社会，我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为社会的前行预防困难，排除障碍，任何能够快速、公平、公正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和途径都是我们应当重视并在日常的法律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为此，笔者认为诉前调解制度还需要加强和完善，特别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积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诉前调解制度需要更好的法律宣传，让每一个民众知道诉前调解的存在和作用，在发生矛盾纠纷时能够主动请求调解组织参与调解，从而化解矛盾。
　　　　没有调解，没有诉讼，但不代表没有矛盾，矛盾一旦不能及时化解而累积有可能产生更大的矛盾纠纷甚至最终演变为恶劣的社会冲突。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诉讼或者仲裁需要的诉讼成本比较高，程序比较复杂，普通民众在不具备相对丰富的法律知识的情况下只能委托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代为进行，纠纷当事人为此支出的费用必然会增加，有些甚至是得不偿失，有些当事人考虑到成本问题会放弃诉讼或者仲裁，由此导致的是矛盾无法化解，从而导致矛盾积压甚至矛盾升级。
　　　　通过合法、公平、相对成本较低的途径解决矛盾是民众迫切需要的，笔者认为相应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起进行法制宣传，特别是对合法解决矛盾纠纷途径的宣传，畅通途径，有必要的情况下组织基层调解组织进行法律宣讲与解答，使得调解制度深深扎根基层民众心里，树立有纠纷找调解的观念，让诉前调解制度的优越性和作用深入民心，民众一旦发生矛盾纠纷立刻能够想到调解组织，能够积极主动的申请进行调解，从而发挥诉前调解制度应有的作用。
　　　　适当的配备调解组织人员及办公条件，有固定的调解地点，能够让矛盾争议当事人随时找得到调解组织或者联系到调解人员。
　　　　诉前调解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跟调解组织不够固定，民众不知道有调解组织的存在，知道有调解组织但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申请调解，在具体实施中的问题比比皆是，如此下去，诉前调解制度就只是一纸白文，形成空设。不能具体实施的法律就不能称之为法律，一个组织机构的运作需要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完备的组织纪律维持。连调解组织都散乱无章，如何能够让民众相信调解组织的作用，又如何能够保障诉前调解制度的实施和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
　　　　调解组织应当充分发挥接近基层，了解基层情况及对争议双方当事人比较熟悉的地域优势和人文优势，在法律范围内本着公平、公正、化解矛盾的原则，促成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从而扩大诉前调解的作用与影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到下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一）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二）依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三）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职工代表由工会成员担任或者由全体职工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企业负责人指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成员或者双方推举的人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三条规定：“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 可以看出，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都是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较小的组织范围内设立起来的调解组织，调解委员会成员非常接近基层，和基层群众非常熟悉也非常了解基层的基本情况，对争议的矛盾纠纷有一定的了解，对争议双方比较熟悉，便于基层调解组织成员工作的开展，能够及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的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的功用，树立基层调解组织的威信，使得民众相信法律，相信调解组织，愿意积极主动的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解决双方矛盾。达到调解社会效果和发挥调解作用的良性循环。
　　　　应当加强对诉前调解组织经过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的执行力，目前法律规定对调解组织的调解协议书的效力的认可程度还不是很高，笔者认为对经过诉前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在执行力上应当给予调解协议书相应的强制执行力。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调解仲裁法》都没有赋予调解协议书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调解组织的调解作用和功效，事实上并不利于调解组织的工作开展，这也是诉前调解制度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的一个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有在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确认了调解协议的效力后才能依法予以强制执行，事实上在程序上给调解协议书设置了一条效力障碍，调解书的最终执行力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书的效力，以及人民法院是否确认调解书的效力，在程序上增加了当事人双方的程序负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效力，从而使得争议双方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效力产生质疑，并不利于诉前调解工作的开展以及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第十五条规定的：“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并没有规定对劳动争议调解协议书进行法律上的认可，更不用说强制执行力了，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相对于诉讼程序来说更为复杂，仲裁时限更长，在调解不成需要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调解成功后乙方不履行调解协议书仍然需要再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那么劳动争议的诉前调解的效力必然大大折扣，事实上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会大大增加劳动的维权成本和维权时间，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很不可取的，作为一名专职律师，无论从效率和效力的角度出发，都不建议当事人进行劳动争议诉前调解，可见，诉前调解的法律效力成为了制约诉前调解实施和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调解仲裁法》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只是在第四条规定了当事人和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和解、调解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相对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来说，调解协议一旦一方不履行是没有任何的执行力的，只能再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来解决，那么所谓的诉前调解实际上就变得很空洞和苍白无力，可以说立法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够尽量多一条途径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但是由于效力和执行力的问题导致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无法真正同过诉前调解达到目的。
　　　从法学理论上和法律实务实践中加强诉前调解的效力，是诉前调解制度迫切需要得到重视个改进的方面，也是诉前调解起到应有社会作用的关键因素。诉前调解的种种优势和作用，不能因为其效力的问题而导致整个诉前调解工作成果付诸东流。希望在未来的不久该能够得到立法者的重视并做出适当的修改。
　　　提出一点建议，诉前调解大多数都是没有律师等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人员参与的，事实上诉前调解离不开法律，违反法律必然导致调解协议的无效，在法律上给诉前调解一个法律支撑和帮助很有必要和意义重大。
职业律师每年都承担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否可以将法律援助项目扩大到诉前调解制度，将参与诉前调解作为法律援助的一项基本援助范围呢？我想，这应当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方法、方案。有了律师的参与，能够很好的向争议双方当事人解释法律的规定，能够很好的保障诉前调解的合法有效，更能够向普通民众宣传法律知识，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起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诉前调解调解成功了，矛盾纠纷获得化解；如果未成功也可以对纠纷当事人起一个指引作用，那就是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争议双方进行诉讼或者仲裁时可以保障争议双方立案权利，能够使得双方在通过诉前调解途径解决不了矛盾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时效有着很明确的规定，争议双方一旦超出了诉讼时效的范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就会丧失在本案中的胜诉权，一旦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就很有可能被驳回起诉，从而使得本应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无法受到保护。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的情形，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很难提出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或者中断的情形。如果争议双方在诉前就已经申请过诉前调解，并经过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制作的调解记录以及调解人员证明的调解过程及事实是可以作为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的，从而保障了争议当事人诉讼权利，能够进而通过人民法院的诉讼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虽然诉前调解制度有着许多优势便于争议双方快速有效解决矛盾纠纷，但是诉前调解制度在具体的实施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有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法律人、司法行政机关，从立法、司法和实施过程中予以保护、帮助和保障，只有这样诉前调解制度才能发挥更好的社会作用和承担其应有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责，在解决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和缓解法院诉讼压力方面起到多方面的作用。社会的发展需要法制的进步，社会的稳定需要及时化解和解决矛盾纠纷，我们应当积极的参与到各种能够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事物中去，重视诉前调解，重视调解的法律效力，以最小的成本和资源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我们法律人应有的贡献。
　　　　
（作者：周来斌 江西问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房屋买卖中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问题

刘京柱


一、问题概说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属于优先购买权之一种。优先购买权，是指特定人依法律规定或约定而享有的于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于第三人时，得以同等条件优先于他人而购买的权利。①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指作为承租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在出租人出卖租赁物时，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其他购买人购买租赁物的权利。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如何，关系到其行使和保护，学说和实务一向有不同见解。主要观点有三：其一为订立买卖合同请求权说。②我国司法实务中也多持此说，即认为承租人不能直接依据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条件取得房屋，只能请求确认所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然后才可论及向所有人请求订立买卖合同。③其二为形成权说或附条件形成权说。④依此说，承租权人得以其单方意思表示而形成以出卖人与第三人间同样条件为内容的合同，无须义务人的承诺。或该形成权附有停止条件，须待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于第三人时，始得行使。其三为物权取得权说。该说认为，优先购买权具有排斥他人的效力，故为物权，但既非用益物权，亦非担保物权，耐属于形成权的物权取得权。⑤
依笔者之见，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及其构成要件可从以下方面理解：
(一)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1、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法定权利。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也即只能由法律加以创设，而不能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或习惯而产生。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的现行法律依据主要有：《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须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合同法》在债权关系基础上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制度。由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因而其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
2、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具有物权性质，是一种准物权，即准用于物权法规定的财产权，先买权的优先效力和追及效力就是体现，可以对抗第三人（6）。从近代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来看，租赁权已呈现出物权化的趋势，即通说所谓的“租赁权的物权化”（7）。由于租赁权的物权性，基于租赁权而产生的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也自然应具有物权性质。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虽然不能直接对租赁物享有权利，但它能直接对抗第三人，且承租人只要在同等条件下就能依自己的行为使权利发生变动，这明显区别于设立、变更或消灭必须由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完成的债权。明确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准物权，可以有效地防止出租人与第三人串通而以协议的形式任意更改法定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侵害承租人的权利，以更好地保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另有学者认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一项物权，是给出租人增加的合法负担。（8）对该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租赁权尽管出现物权化的趋向，但一般而言，其性质仍为债权。我国现行民事立法赋予租赁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但是现行民事立法并没有确认租赁权为物权，仍然把它视为债权。租赁权的物权化应有一定的边界，否则不但有违物权化的初衷，而且会导致法律体系的紊乱。（9）
3、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形成权，即承租人可以主张依据出租人与第三达成的买卖条件建立自己与出租人之间的买卖关系。（10）优先购买权的权利属性为形成权，其实质系对出租人选择房屋买卖合同对方当事人自由的限制（11）。所谓形成权，是指由法律赋予的权利人仅凭自己的单方行为即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形成权的主要功能，在于权利人凭单方意思表示可以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12）由于承租人一旦行使优先购买权，即可依法排除出租人将租赁物出卖给他人的可能，而在其与出租人之间形成买卖租赁物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形成权。承租人仅凭自己的单方意思，即可与出租人形成以出租人与第三人同等条件为内容的买卖合同，无须出租人承诺。又由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以同等条件为前提，因此，其又是一种“附条件”的形成权，但这里所谓的“附条件”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不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事项，因而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附条件”，故此，笔者不同意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附条件形成权的说法。
4、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期待权。（13）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并不是承租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的一种现实权利。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发生于出租人转让租赁物所有权之时，在此之前，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只是一种期待权。
5、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专属权。由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这种权利仅属于承租人本人，故不能转让和继承。但是，如果承租人承租租赁物是供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的，则承租人死亡时，承租人的家庭成员应视为享有优先购买权。（14）
(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构成要件
1、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必须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以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为前提条件。如果租赁合同不成立、无效或因履行期限届满而终止，则承租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2、承租人只能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是按照等价有偿的原则，在同等条件下购买出租人的租赁物，而不是以优于第三人的购买条件购买租赁物，在非与第三人同等条件下，承租人不享有优先购买权。一般而言，如果当事人在租赁合同中对"同等条件"没作特别约定，我国法律上提出的"同等条件"，在理论上一般解释为"同一价格"（15）。当然，对“同等条件”应当作宽泛理解，不仅包括价格条件，而且也包括付款条件以及出卖人提出的其他条件等。
3、承租人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为保障交易安全，促进正常财产流转，有效地保护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国法律均规定，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行使。这一期限首先应限定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优先购买权存续的时间条件以租赁期为准，租赁期满，承租人再无承租人的主体资格，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也随之消灭。
4、承租人一般只能对特定的标的物行使优先购买权。所谓"特定的标的物"，即是指承租人承租的租赁物。特殊情况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也可以扩张及于其未承租的房屋、建筑物其他部分。下文还将就此另行论述。
二、实例研析
据以研究的案例：申某与某镇政府招标、投标买卖房屋纠纷案
[基本案情]1992年秋，申某承租了某镇政府楼房9间、平房12间，租赁期限到2002年1月1日止。2000年，某镇政府决定以整体拍卖方式出售该12间平房，并将出售方式告知申某，申某表示愿意参加竞买。同年6月2日，某镇政府建委发出招标公告，要求参加竞买的投标人交纳押金5000元，领取招标说明书，并定于6月8日参加招、投标活动，规定投标者需交纳标底现金10万元，投标采取一次性暗标方式，以价格最高者中标。6月8日，三方投标人申某、万某、庄某在某镇政府有关领导主持下开始投标竞卖活动。竞标中，万某投了121 500元，申某投了136 098.88元，庄某投了136 600元，庄某因出价最高而中标。申某落标后领回招标押金及标底现金。6月12日，申某向某镇政府提出异议，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某镇政府未予同意。同年7月5日，某镇政府向申某发出通知书，要求与其终止房屋租赁关系，让申某3个月内另择营业地点。7月7日，申某以行使优先购买权为由拒绝交付房屋，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于2001年1月17日诉至R市某区法院，请求判决确认某镇政府与庄某的买卖关系无效，由其以市场价格优先购买涉案12间平房。
[裁判要旨] R市某区法院审理认为，申某参加投标后，即同其他潜在的投标人享有同等权利义务，不存在其所主张的优先购买权问题。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受优先购买权，申某的竞买价格低于中标人庄某，故其不具备同等条件，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遂判决驳回了申某的诉讼请求。申某以其享有法定优先购买权为由，上诉请求改判某镇政府采取补救措施、赔偿侵权损失，由其以当地市场价格优先购买房屋。R市中级法院二审认为，申某在同意某镇政府出卖房屋的竞买方式并参加竞买活动后，就已放弃了普通意义上的优先购买权，应同其他竞买人一样受竞买活动规则的约束，享有同等权利义务。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而申某的竞买价格明显低于中标人庄某的竞买价格，不具备同等条件，故申某不能对抗中标人庄某而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评析]本案中一、二审法院的审理思路是模糊的，一方面认为承租人参加出卖人组织的拍卖、竞卖活动，其优先购买权即丧失；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承租人的申某之所以不能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因为其出价低于中标人庄某，与作为其他购买人的庄某不具有同等条件。前者提出的命题是本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承租人如同意参加出租人组织的拍卖、竞卖活动，其优先购买权即丧失；后者则认为其并非必然丧失优先购买权，其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关键要看其是否与其它竞买人具有同等条件。另外，一、二审法院均未界定招投标与拍卖之间的关系及在所涉案件中出卖的方式究竟为招标、拍卖抑或其他。下面，笔者仅就房屋买卖中涉及优先购买权的几个主要问题略作评述如下：
(一)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共有人将其共有财产出租，由此而产生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的问题。以物权优先原则为理由，认为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优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是我国民法学界的通说。（16）另有观点认为，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所谓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竞合，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是人们想当然的思维惯性下的一种误解。理由主要有：1、从两者的客体性质来分析不会发生竞合。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系针对共有人转让共有份额而言，优先购买权的客体是各按份共有人的共有份额；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乃针对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而设，优先购买权的客体是具体的物。共有份额之不同于共有物，在民法理论上，尤为明显。（17）因此，两优先购买权的客体完全不同，两者井水不犯河水，根本无从并存乃至发生冲突，没有可比性。（18）2、从转让的前提条件分析也不会发生竞合。共有份额的处分可径自行使，而共有物的处分须征得全体共有人同意。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基础条件比较单一，只要满足形成权要求条件就可行使。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是多重的，首先是有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然后才可论及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若部分共有人不同意处分共有物，则不能处分共有物，当然不能就共有物进行买卖，则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行使的直接前提(即"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和"同等条件"两个要件)都无从谈起。若全体共有人同意转让共有物，因此时共有人并无意愿受得该标的(不管是物还是份额)，自然只能由承租人才得行使优先购买权。由于共有人均作为了出卖人，不存在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问题，何来竞合？由于共有权和共有份额的抽象性和特殊性，学者在讨论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竞合问题时，往往将个别共有人与全体共有人、共有份额与共有物的特定部分等混为一谈，这也是造成认识上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19）
在审判实务中，之所以出现较多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间竞合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们对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进行了扩张性解释，即在共有人转让共有份额时也赋予承租人以优先购买权；二是在共有人处分共有物时由于采用“多数决原则”而引起了竞合。如2005年7月公布的《物权法草案》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以“多数决原则”取代原有的共有人全体同意原则（20）后，对少数共有人的权益造成了重大影响，在多数共有人根据“多数决原则”径行转让共有物的情况下，其他少数共有人有无优先购买权呢？如有，而共有物上又有承租人，则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该少数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谁更优先？王泽鉴先生认为法律既然允许部分共有人得径行处分共有物，理应使他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方足适当平衡当事人之利益。惟部分共有人出卖共有物，实质上殆系出卖自己之应有部分及他人之应有部分，故他共有人主张承购共有物时，实与购买处分者之应有部分无异，亦享有优先购买权。（21）此观点颇值赞同，但仍未解决实务中存在的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竞合的问题。要切实解决问题，还应当从“多数决原则”的功能和弊端来思考和解决。共有物处分的“多数决原则”，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共有人对共有物的处分意见不一致影响共有物的价值利用的问题。在多数共有人要求转让共有物，而少数共有人愿意承购的情况下，多数共有人完全没有行使多数决原则下的处分权将共有物转让给他人的必要。因为出让共有份额还是出让共有物，对共有人在利益上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多数共有人执意不让渡共有份额，则纯属损人不利己之举，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所以，有必要对多数共有人行使“多数决原则”下的处分权规定必要的限制条件，当多数共有人要求转让共有物时，少数共有人有权基于对共有份额的优先购买权收购多数共有人的共有份额。（22）
上述所谓“物权优于债权”的物权优先原则，其本身就是一个有欠严谨的理论误述。物权的客体是物，而债权的客体是受领行为和请求行为，或称之为给付。我们通常所说的债的标的物，实际上是给付行为所指向的对象。“物权标的物”中的标的物和“债权标的物中的标的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物权效力所及之物，即物权客体；后者指债权人可受领或请求。换言之，前者是权利人的支配对象，后者是义务人支配的对象，包括义务人自觉支配的对象和权利人请求义务人支配的对象。债务人给付之物，不是债权效力所及之物，因此不是债权客体。债权标的物上可设定物权，物权标的物上不能设定债权。物权和债权的客体既然不同，也就无从作优劣比较了。“物权优先原则”的两个经典例证，即“一物二卖”和“担保物权”，实际上是有权利人与无权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23）
(二)房屋的局部承租人能否主张房屋整体的优先购买权
在审判实践中，常常出现承租房屋局部的承租人要求对房屋之整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审判实践中是有争议的，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并未对承租人作具体限制，局部承租人亦是承租人，亦应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二种观点认为，承租部分房屋的承租人不享有整栋房屋的优先购买权。虽然部分承租人也是承租人，但对“出租房屋”按通常理解，只能是承租人承租的房屋，承租人对此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对未承租的房屋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空间效力只及于承租范围内的房屋，对于出租人所有的其他房屋不产生优先购买的效力，即特定的部分优先权不能扩大及于整体（24）。法律之所以规定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主要是为了减少买卖纠纷，减少交易风险，减少交易社会成本，便于房屋的占有、管理和使用，发挥其最大的使用价值。如果允许局部承租人对出租人的整栋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则多个局部承租人都享有对整栋房屋的优先购买权，当这些承租人同时主张优先购买权时，法院应该支持谁?人为地造成纠纷，影响出租人的交易，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减少交易社会成本的立法目的相悖。故为保护出租人对整体房屋的处分权和发挥整体房屋的使用价值，在出租人出卖整体房屋时，局部承租人只对承租范围内的房屋主张优先购买权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25）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确立物尽其用的基本价值取向，首先肯定租赁者对其相对应的租赁物拥有优先购买权，但又不把该权利绝对化、孤立化，应随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作相应的调整。当部分能够相对独立而不影响整体之功效的情况下，这种优先权也就处于独立地位，既不能被整体吸收丧失优先购买权，也无权恣意扩张及整体。当部分如果相对独立就必然对整体之功效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这种优先权就不能独立存在，就会被吸收或作扩张。至于究竟是选择吸收还是扩张，从保护法定优先权的角度出发，应由拥有部分优先权的租赁者掌握该选择权。而对几个部分优先权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他们拥有平行的扩张权利，强者胜出。（26）
笔者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主张的基本价值取向，即首先肯定房屋的部分承租人对其相对应的租赁物拥有优先购买权，至于能否真正实现优先购买权的关键还在于进行价值衡量，看部分的扩张对整体的功效是否足以产生较大影响，不能以牺牲房屋所有人的财产利益来保护部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利益。在数人分别租用一物的不同部分时，依我国台湾司法实务的见解，“租用部分房屋之人，对于该全部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同时出卖时，仍有先买权。但不得仅对其所租住之房屋及相应之土地使用权主张行使先买权，除非出卖人自愿分割出卖。”（27）但笔者对该主张中的多个部分承租人简单按“强者胜出”来决定优先购买权的实际行使持有异议。法律规定承租人对租赁物的优先购买权，在于避免物的所有和利用相分离，尽可能地维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利用状态，以维护承租人的利益(可能为生存利益，也可能为营业利益)。几个部分优先权之间既然应当是平等的，都有平行扩张的权利，就不应单纯地套用自然界的"丛林法则"以"强者胜出"。而如何判断"强者"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势必使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人为地复杂化了。况且"法律之所以明确赋予某些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人以优先权，主要基于简化法律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便于物尽其用，同时兼有保护社会弱者的考虑。”（28）当然，作为物之所有人的出租方希望价高者得之并不为过，但只有在多个局部承租人间竞价能够形成最高价时方能体现“强者胜出”，且这是在多个局部承租人间的竞价，已不是出租人与第三人间的出卖价了。如多个局部承租人均愿接受出租人与第三人间的合同价且不愿彼此进一步竞价，或彼此间的进一步竞价仍形不成最高价的，可以抽签方式决定买受人，这于出租人利益并无损害，当然，作为司法裁判者的法官也应当充分运用裁量权，进行利益衡量，以尽可能地兼顾所有人和局部承租人中的弱者。
(三)以拍卖方式转让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
在审判实务中，对房屋出租人选择拍卖方式出卖房屋时，对承租人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是有争议的，观点有二：
观点一认为，承租人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正如前文所引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日民终字第179号案所持的立场。理由是：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三条（29）和《拍卖法》第五十一条（30）的规定，出租人以拍卖方式转让出租房屋，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受到相应的限制，即应优先适用《拍卖法》，以体现“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出租人以拍卖方式转让出租房屋的情况下，包括自行拍卖和委托拍卖，出租人应当通知承租人参加竞买。如承租人没有参加竞买，视为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如承租人参加竞买，承租人应当作为普通的竞买人，适用《拍卖法》的规定，以最高应价方能取得拍卖标的物，而承租人则不得主张优先购买权。（31）如果允许行使先买权，则“应买之人势必锐减，卖价难免偏低，一方面不利于债权人及拍卖物之所有人，他方面亦不免造成偏惠优先承买权人之结果。”（32）
观点二认为，在此情况下，出租人应当通知承租人参加竞买，如果第三人的出价与承租人相同，仍然由承租人取得出卖的房屋。
笔者原则上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拍卖可分为司法拍卖和民事拍卖，民事拍卖又有自行拍卖和委托拍卖之分。《拍卖法》于1997年7月1日起实施，对于作为拍卖中介人的拍卖企业进行委托拍卖作了具体规定，但未调整公民、法人自己拍卖自己的财产的自行拍卖行为。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法定权利，《拍卖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在以拍卖方式出卖房屋时，房屋承租人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不能简单地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为由而剥夺承租人的法定优先购买权。否则，不但有违法之嫌，且也会落个以保护一种利益为名而损害在先的另一利益的责难。况且，即便是具有强制性的司法拍卖，法释[2004]1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33）和第十六条（34）也充分保护了优先购买权人的权益。在民事拍卖中亦可予以参照执行。同时，允许行使先买权，应买之人未必锐减，卖价亦未必偏低，只要充分保障参与竞买人的知情权，做好相关的解释说明工作，还是能够妥善协调好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的。
（作者单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注释：
①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05页。
② 台湾有司法判例即持此说，参见焦祖涵：《土地法释论》第586、589、594页所附判例，台湾，三民书局，1973年版。转引自戴孟勇：《先买权的若干理论问题》，载中国民商法律网－法学前沿－青年学术2003年5月29日。
③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徐胜利2005年8月22日在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④ 形成权系赋予权利人得依其意思而形成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之力，相对人并不负有相对应的义务，只是受到拘束，须容忍此项形成及其法律效果。参见王泽鉴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97页。我国学者郭明瑞、房绍坤等主张形成权说。
⑤ 史尚宽著：《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69页。刘心稳认为：先买权是一种准物权，“先买权对标的物的所有权有一定的限制力，在所有人出卖标的物时，先买权人在同等条件下能比他人优先购买，出卖人不得拒绝，否则，先买权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保护。”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次修订版，第336页。
（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高级法官胡仕浩：《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载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中国民事审判前沿》2005年第1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64页。又参见刘心稳主编：《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332页“先买权是我国传统民事权利，……大陆法系学者通常都将其作为一种形成权，从其性质与效力上看，属于准物权”；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次修订版，第336页。
（7） 参见史尚宽：《民刑法论丛》，台湾荣泰印书馆1973年版，第96页，转引自刘保玉编著：《物权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16页。
（8） 参见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王家福主编、梁慧星副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第650页；又见杨立新主编：《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二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