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鹤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鹤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鹤岗市地方煤矿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将《鹤岗市地方煤矿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鹤岗市地方煤矿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大我市地方煤矿生产安全投入，提足用好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根据财建〔2005〕168号和黑政发〔2009〕1号文件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费用是指我市地方煤炭生产企业按核定生产能力内的实际生产情况从成本中足额提取，专门用于煤矿安全生产设施投入的资金。

第三条 依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使用管理和监督暂行办法的通知》（黑政发〔2009〕1号）要求，全省地方煤矿在财建〔2005〕168号文件规定提取安全费用的基础上，吨煤一律增提10元安全费用，由市政府集中监管使用，主要用于：

（一）矿井主要通风设备的更新改造支出；

（二）完善和改造矿井瓦斯监测系统与抽放系统支出；

（三）完善和改造矿井综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支出；

（四）完善和改造矿井防灭火支出；

（五）完善和改造矿井防治水支出；

（六）完善和改造矿井机电设备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支出；

（七）完善和改造矿井供配电系统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支出；

（八）完善和改造矿井运输（提升）系统的安全防护设备设施支出；

（九）完善和改造矿井综合防尘系统支出；

（十）其他与煤矿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第四条煤炭生产企业必须根据核定生产能力内的实际生产情况及时足额提取安全费用，确保安全资金投入到位。提取的安全费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列支。

第五条为切实做好安全费用提取、使用、管理工作，市政府成立主管副市长为组长，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和市监察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安全费用提取、使用、管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煤矿安全费用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煤管局。

第六条市煤矿安全费用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市煤矿安全费用提取、使用的监督管理，负责增提安全费用的征收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年度结余资金结转下年度使用。要定期公布地方煤矿增提安全费用的提取、上缴和使用情况，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七条安全费用使用的审批管理。煤矿企业增提安全费用的使用审批。煤矿企业按照安全费用使用范围编制使用计划提出安全费用使用申请，经市煤矿安全费用管理办公室会同市财政部门审核，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煤矿安全费用管理办公室向银行专户出具支付通知书，煤矿凭通知书到银行办理支付事宜。要做到使用有计划，立项有审批，竣工有验收。

第八条 安全费用项目的验收管理。市、区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对煤矿企业使用安全费用情况进行现场核实，确保按规定合理使用，定期向市煤矿安全费用管理办公室报告项目进展、竣工验收情况，同时，将验收报告及佐证材料存档备查。

第九条煤矿企业要按规定足额提取，有效使用安全费用。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煤矿安全费用提取使用的监督管理，对不按规定提取和使用的要责令改正，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弄虚作假，存在挪用、贪污等违法行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正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对小额诉讼标的额拟再次调整，由二审稿“绝对数”1万元以下，修改为“相对数”，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为准(8月28日《新京报》)。

本次民诉法大修，小额诉讼制度因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提高诉讼效率，被视为修法亮点之一。笔者认为，采用“相对数”标准来确定小额诉讼范围，是非常恰当的选择。它既适应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确保了法律的稳定性，解决了法定标准容易滞后的难题，可谓一举多得。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数”应当成为我国数额立法的通行模式。

关于小额诉讼的标的额，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审稿规定为“5000元以下”。对此，人们认为它难以适应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这个标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显得过低，如大幅提高，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又会大大缩小普通程序诉讼的范围。因而，人们对于二审稿规定的“1万元以下”，也认为不妥。于是，有人提出了“相对数”思路，在三审稿中得以体现。

之所以称“相对数”是比较恰当的模式，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地区差别较大，规定一个“绝对数”往往会出现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是标准过低对减少普通程序案件作用不大;二是标准合适能够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三是标准过高小额诉讼范围太大。无论标准过低或者过高，都不利于恰当控制小额诉讼规模，较好地减轻法院负担，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公民讼累，都与立法目的不符。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一个确定的数额难以与时俱进，要么很快滞后，要么频繁修法，都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权威和尊严。同时，同样数额的争议额，对不同财富占有水平的人们而言，其意义和重要性是不同的，甚至有时完全不同，因而争议双方对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要求也有不同，所以不适合实行全国统一的固定标准。

“绝对数”作为法律标准的情形，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比较普遍，比如刑法中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许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罚款的具体数额(这是数量最大的一类)。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法律标准具体、明确，没有回旋余地，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自由裁量权。但它的具体和明确同时也意味着僵化和凝固，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特别是通货膨胀之后，十年前的1万元与今天的1万元相比，其对主体的权利内涵和影响显著不同，无论是争议还是处罚，其法律后果的实际影响力大大减小，比如十年前罚款1万元，处罚对象可能感到“肉痛”，完全符合“责罚相当”原则，而在今天对处罚对象而言或许已变为“罚酒三杯”，难以做到“责罚相当”了。这就是法律标准“绝对数”的缺陷所在，也是一些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违法主体对法律处罚不以为然的重要原因。

从立法实践看，立法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近年来的不少立法都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相对数”法律标准，比如国家赔偿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以及见义勇为奖励保障方面的法规政策，都倾向于规定一个“相对不确定”的赔偿标准或奖励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数”标准并非完全不确定的标准，也不意味着完全由执法者自由裁量，其实它在法理上属于准用性规范，是一种相对不确定的标准。比如上述的小额诉讼标的额，它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每年都会发生变化，但它在特定地区的具体标准，每年都是确定的，因为它参照的“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由法定机关发布的，具有法定性。今后我国的相关立法中应多采用这一模式规定法律标准，从而真正让法律成为“活的法”，与时俱进。